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助理樊星介绍，从他以往办案经验看，受害儿童主动说的不多，家长发现的也不多，“可以推定，我们看到的只是部分情况。”

《故宫博物院深耕的年轻人:上屋顶、下库房、修文物》为进一步强化震慑，花垣县一方面对全县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摸底建档，另一方面在花垣全县所有村寨的“村级权力监督微信群”、官方微信“边城清风HYJW　”、县电视台等媒体公开举报电话，连续通报精准扶贫领域和“雁过拔毛”式腐败案例。李明说：“身边的朋友、同事转发这些微信和通告，我都不敢和大家讨论，只在没人的时候偷偷看，担心微信上通报的典型案例哪天就轮到自己。”